失落的文明世界 在伊朗“快乐是非法的”

　　国家旅游地理2月28日讯　位于伊朗南部、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古都Persepolis，代表着古波斯文化，也象征着一个失落的文明——它曾熏陶了整个中东、中亚。这座两千多年前就已被焚毁的王都，如今虽只剩断柱残瓦却依旧壮观。岁月抹不平巨石上叙述着辉煌古波斯文明的浮雕，就如同伊朗人引以为傲的波斯传统，即便千百年间不断经受着外族入侵和文化侵蚀，却依旧刻画在骨子里，并以各种叛逆行径拒绝全盘妥协。
 

　　叛逆国度

　　伊朗女人们在各施其法挑战着伊斯兰教条的规范，而伊朗政府就好比一个管教严厉的家长，激发了青春期孩子们的叛逆心态。

　　踏入伊朗前，我列了一个单子，以便把作为女性游客“可为和不可为”的事项谨记着——要戴头巾，要穿长袖衣服，上衣不能展示身段曲线，不能在街上舔冰棍（不准做出挑逗动作），不可骑自行车（不得姿势不雅）……没问题，我不排斥这许多的“不”，就当做是我选择进入“不能吸烟”或“不准吐痰”的餐厅，那就得按规矩行事。但进入伊朗后，我还是不够上心，稍微比法定范围多露了一点点肌肤——我的脚趾。

　　“你最好穿上袜子，我以前的越南女友曾在路上被道德警察拦下，就因为露出了脚趾。” 见我在首都德黑兰天天穿着一双凉鞋，一名大学政治学讲师莫哈默关心地提醒我。
 

　　走在街上时，莫哈默会跟我保持大约半米的距离，“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靠得太近也可能招来道德警察盘问。”但是当我到他家做客时，他却从公事包里，掏出了几罐啤酒和一小瓶威士忌，“黑市里的货，在伊朗只要你有钱有门路，所有非法的东西都能买到。”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句话，在伊朗意味着人们在家里，按自家的游戏规则行事，他们在国法规范的公众场合中，举止和形象可能判若两人。就好比维纳斯，她一进家门就把头巾摘了，浓密黑长发突然倾泻而出，颇有洗发露广告的效果；接着又把黑色长外套脱下，展露里面鲜艳亮丽的吊带衫和紧身牛仔裤，“到家了，你可以把外套也脱了，法律管不着。”但我没啥可脱的，因为我宽松及膝的长裙衫下只有内衣。

　　在伊朗街头，当地女性乍看都一样，个个戴头巾身穿深色直筒型长外套。但稍留意，就能发现不少女人在 “同中求异”。比如长外套不允许有“修身”剪裁，但加上一些线条或带波浪的下摆，能达到类似的效果；有的女人戴上很大很酷的墨镜；有的化了浓妆，不少人做了鼻子整形；更多的年轻女性则把方块头巾对角折叠，在颈项下打个结，露出脑袋上大半截、染了色的头发。这些女人们在各施其法挑战着伊斯兰教条的规范，而伊朗政府就好比一个管教严厉的家长，激发了青春期孩子们的叛逆心态。在屈服中争取小小的逆变空间，这种看似被动的对抗心理，其实在古老的伊朗早有传统。

　　悲情传统

　　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向来有展示悲伤以坚定信仰的传统，这跟其悲情历史有关；而我则在有信仰的人身上见证了善良。

　　马什哈德（Mashhad）被称为伊朗最神圣的城市，站在高处可见到这个城市以一座金光闪闪的陵墓为中心点，其巨大的陵园内还有清真寺、博物馆、图书馆、大学、神学院、墓地、大大小小的庭院等，共占地约60万平方米，是一座城中城。这座陵园就像是马什哈德的心脏，多条血管由此往外扩散形成周边的经济地带和居民社区。

　　进入免费的陵园前，存包（不可带相机入内）后，分男女入口过安检。园内绿意盈盈，衬托着镶嵌彩瓷砖的伊斯兰风格建筑群，穿过庭院往正中央的金色陵墓走去，听见广播里苍凉的声音吟唱着宗教曲目。陵墓前，我见信徒们或站或跪着祷告，有些人仰头双掌朝天举着，身体随着广播音乐晃动，口中默默念着经文，泪流满脸，还有的信徒捶胸放声哭泣。

　　伊斯兰教的什叶派（Shia），向来有展示悲伤以坚定信仰的传统，这跟其悲情历史有关。这座陵墓是为纪念什叶派第8代传人伊玛目雷萨（Imam Reza）而建，他于公元9世纪初途经此地被谋害毒死，马什哈德因此得名，意思是殉难。什叶派有12代伊玛目之说，这12位拥有真主使者穆罕默德血统的传人中，11位先后被刺杀、斩首、毒死。

　　“第12代伊玛目马赫迪（Imam Mahdi）没去世，他只是隐身了，末日来临时，他将和耶稣一起重现世人面前，让基督教徒认清伊斯兰教才是真主最后向世人揭露的真道，这将带来大融合与世界和平。”宗教老师胡塞恩向我讲解道。也许我有生之年都无法见证他所说的情景，但我在有信仰的人身上见证了善良。

　　我在马什哈德中暑了，我的波斯语足以跟当地人聊聊天，但面对医生却比手画脚也说不清：“Marizam…Garm…”（生病、发热）——我把手放在额头上)；“Kharesh…”(发痒)——我伸出手臂，上面是跳蚤叮咬的红斑。但医生的答复我一句都听不懂，他直接拿出针筒给我扎了两针。

　　从诊所出来后，我精神恍惚地逛到陵园，在这里碰上了宗教学生萨拉和她的同学。“我们正在学英语，也用英语背诵古兰经，你想多了解伊朗的文化和信仰吗？”就这样，迷糊中，我跟着她们去上了一堂宗教课，见到她们的导师胡塞恩，也听到了他关于末世的见解。

　　然而，我在他的课堂上药物敏感并发症突发，倒下了。我坚持不肯再去医院，他们就让我在宿舍休息，给我冰块降温，又张罗吃喝，但我逐渐进入了半昏迷状态，高烧、血压剧降、浑身红肿、呼吸困难，最终被送往医院急救室。迷迷蒙蒙中，我感觉到萨拉把一块刻有经文的圆土块塞到我手中：“真主会保佑你。”

　　我和他们的相遇好像是为了捡回一条命。我记得那天上课，是关于效仿什叶派第1代伊玛目阿里做个正直的信徒，包括履行宗教条规和行善等。什叶派从7世纪起，一直是个被孤立的少数派，其领袖一一被迫害，在艰苦中对抗坚守信仰。7世纪中旬波斯帝国（伊朗古称）被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入侵，波斯人在战争刀枪威胁下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和信仰，但屈服中带着叛逆，进而含有对抗色彩的什叶派（主流阿拉伯人是逊尼派）在这里扎根。1300多年前因反抗逊尼派而战死的什叶派第3代传人胡赛因，成了伊朗人至今都还年复一年举国哀悼的悲情英雄。

　　至今，我依然保留着那块我病倒时握在手里的土块，它源自那遥远、胡赛因战死的地方，是卡尔巴拉（今日伊拉克境内）当地的泥土制成。那块土石对什叶派信徒而言，意义深重，而萨拉却将它割爱给了我当护身符。
 

　　勇士精神

　　“力量之屋”是伊朗的传统健身房，但男人们来到这里并非志在减肥或练就六块胸肌，也非为了成为运动健将，虽然这里培养出了不少伊朗奥运举重冠军。

　　“普利亚为成全贫困老妇人的心愿，故意在武士比赛时输给她的儿子，好让对方赢得比赛奖赏，缓解老妇人的经济负担，但普利亚却因此得罪并失宠于波斯皇帝……”阿克巴坐在一个大理石平台上，边吟唱着勇士普利亚的事迹，边激情高昂地拍打着圆鼓。他时高时低的歌声，时快时慢的鼓声，像魔咒般遥控着平台下方的一群人，他们随着拍子挥舞手脚、起跳、转圈。

　　后来，当我踏入被称为“力量之屋（Zurkhaneh）”的传统健身房时，再次被阿克巴那充满感染力的歌声震住了，但接着，我又被男人们手里拿的各种器械逗笑了——其中包括酷似动漫片《摩登原始人》用的圆锥形棒子，还有像洗衣板的木盾，和弓形铁条上挂着很多铁圈圈的玩意儿。

　　这些人大多长得很壮，有的还顶着个大肚腩，看起来体重至少有300多斤，却还能自如地像芭蕾舞娘般原地转圈。来到“力量之屋”的男人们，并非志在减肥或练就六块胸肌，也非为了成为运动健将，虽然这种传统健身房栽培出不少伊朗奥运举重冠军。

　　我第一次“观赏”力量之屋的培训是在叶慈（Yazd）——伊朗中部一个被山环抱的沙漠绿洲，古波斯琐罗亚斯德（Zoroastian）文化的摇篮地之一，当年马可波罗途经此地时，曾记载这里的丝绸纺织业十分繁盛。说“观赏”是因为当地有家古老、土墙圆顶的健身房已变成了旅游景点，且收取门票供人参观。可否想象你在做俯卧撑、举哑铃、或在跑步机上运动时，边上闪光灯不断，无数相机瞄着你的感觉？

　　后来我在伊朗友人带领下，又走访过好几家“力量之屋”，才了解到其背后的勇士精神和历史演变。阿克巴告诉我，“Moshen（健身房的领队，也是主唱）是一个没薪水可领的工作。”阿克巴家传三代、近百年的健身房，就位于首都德黑兰，而维持健身房运转的经费全靠会员们自愿捐款。远古时期的勇士们由朝廷供养，或社区捐款换来勇士们的庇护，有点收取保护费的意思。现今时代变了，传统健身房日渐边缘化，会员年龄也偏老，经费来源不稳定。但45岁的阿巴克还是希望他的儿子日后能继承祖业，“这是文化传承工作，无法以金钱衡量。”

　　据称“力量之屋”有数千年的历史，当阿拉伯人入侵波斯，为避免起义反抗，禁止当地人使用武器和练武术，勇士们就转向地下活动，谋略着光复祖国，而那些我觉得可笑的运动器械，就是由兵器演变而来的。听着阿巴克叙说历史，我不禁想起金庸小说里的红花会，那些背负着反清复明理想的江湖人士。

　　阿巴克所演唱的曲目，许多源自于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erdousi，940-1020年）的《列王记（Shahnama）》——一部书写着阿拉伯人入侵前，诸位波斯王者勇士们事迹的史诗，一部被文化研究者视为反殖民、高举古波斯文化旗帜的文学巨作。今日菲尔多西的地位依然崇高，许多伊朗人会到他的陵墓致敬（马什哈德附近），会朗诵他的诗词；另有街头算命师，借用他寓意深远的诗词来妙解生命玄机。

　　而当年立志反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的波斯勇士们，辗转千多年后，则随着大环境演变。今天的“力量之屋”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缅怀古波斯文化的叛逆者菲尔多西的诗歌回响在“力量之屋”里，而墙上什叶派的第3代传人胡赛因的肖像注视操练中的勇士们。在我看来这个画面充满矛盾，但对阿克巴而言却再自然不过。

　　Persepolis

　　如今的伊朗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充满了怨言。国家一直以宗教之名设下种种规范，物极必反，这使得很多人对宗教和政策都失去了信心。这是一个考验人们信念和信仰的时代。

　　有一本名叫《Persepolis》的漫画，数年前被拍成动画片，还获过无数国际影展奖项。女插画家玛赞·莎塔碧，将自己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后的成长故事，通过四部曲——面纱、安息日、流落奥地利、回家——给讲了出来。故事描述了那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中，一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女孩寻找和反思自我身份及文化认同的曲折过程。Persepolis是古波斯文化的一个古都（约公元前518至330年），它象征着一个失落的文明，作为书名，暗指身份文化撕裂之痛。但当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为《我在伊朗长大》，这层含义流失了。

　　Persepolis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坐落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Shiraz）约70公里外，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基地。它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希腊人对它的称呼“波斯之都”，而波斯人则称它为“贾姆希德御座”，贾姆希德是古代波斯神话中王的名字。这座由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历时3个朝代筑造的古都依山而建，契合地形有高矮不一的多个平台，建材大多为暗灰色大石块，墙上有精致的浮雕，建筑群包括宫殿、神殿、宝库、营房、觐见厅等，即便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0年将其攻克并纵火焚毁，今日的断壁残崖依然雄伟震撼。

　　陪伴我去参观Persepolis的是维纳斯，一名大学毕业后一直失业的25岁女生。我和她偶遇在伊斯法罕开往设拉子的大巴上，后被邀请到她家小住几天。我们在一个大热天逛古迹，她被太阳烤得流鼻血，于是我们躲到遗迹内的一个室内展厅，碰巧遇上一场老照片展览。展出的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白照，是关于当年女性在伊朗沙王统治下被迫摘掉头巾的一段历史。其中有张照片，女人们穿着西式服装，但显然不习惯没有头巾，用手把围巾拉起遮盖了半张脸，有的则把帽子压得很低。带着鲜红色头巾的维纳斯，站在一张黑白女中学生合照前凝视良久，感慨地说：“戴头巾和不戴头巾，都由不得我们。”

　　她道出了两个时代的极端。伊朗最后一任国王，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不管个人意愿，强迫女人们脱掉头巾；而“伊斯兰革命”后的政府，则认为去西化同等于宗教化，女人们又再次没有选择余地。维纳斯和《Persepolis》的作者一样，有着身份认同的危机，虽然她是一个革命后长大的女孩，并没经历过价值观在一夜间颠倒的巨变。

　　维纳斯不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名字，而是罗马神话里代表爱和美丽的女神。她的名字跟其母亲是伊朗少数民族阿美尼亚族有关。她母亲是一名基督徒，爱上了一名穆斯林而结婚。“那你可以自由选择要随母亲或随父亲的信仰吗？”我问道。“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应该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厌恶宗教。”她的回答，和我在伊朗遇见的许多知识分子雷同。

　　之前在伊斯法罕，有一名也是大学毕业后一直失业的男生说：“在伊朗，所有让你快乐的事，都是非法的。”

　　早几年前，伊朗的革新派掌权时，生活规范管制稍微放松些，大学里也迎来了更开放的发言和活动组织空间。一名博士生马吉特对我说，他怀念那段时间，不仅是因为可以自由地讨论民主和人权，更因为可以自由地和女同学们一起组织活动，有正常的社交圈子。这是否意味着，当一个社会试图把一半的人（女人）隐藏起来，另一半人也不会快乐？

　　一名经济系教授对我说，伊朗的失业率升高，让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充满怨言。尽管政府按经济学原理出台了不少政策试图改善现状，但效果往往不按着正常逻辑走，因为民间缺乏信任。“伊朗正在经历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国家一直以宗教之名设下种种规范，物极必反，这使得很多人对宗教失去了信心，对各种政策也失去了信任。这是一个考验人们信念和信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