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避讳词

    国家旅游地理1月10日 有年慈禧老佛爷做寿，请谭鑫培进宫唱戏，戏码是《捉放曹》。谭老板有一句念白“杀猪宰羊”，忽然念成了“杀猪宰牛”。念错了，自然没赏，谭老板倒也不以为意。后来有人追问他：“老爷子你怎么给念错了？”谭鑫培道：“今年是三阳（羊）开泰，本不愿应这出戏。要照原词一念，先犯了个大不敬的罪名。”原来，这年是羊年，慈禧、李莲英又都属羊，不是三羊么？在老佛爷生日会上“杀猪宰羊”还了得？什么都得讲个避讳。谭老板心细，自觉过滤了。这话传到李莲英那里，李加倍赏了谭鑫培，后来，宫里还把《捉放曹》这戏给禁了。

    这个段子是戏剧评论家徐慕云先生写在《梨园外纪》里的。这只是古往今来众多忌讳被过滤的一例。在中国，还真讲究这个，为尊者讳，为显者讳，为权者讳。上面的人还没说啥呢，底下有不少积极的。最典型的，秦始皇名字是嬴政，所以正月就不能读成“政”月，必须念成“征”月。类似的还有很多，例如唐末军阀杨行密割据南方，当地人就不能说“蜜”字，蜜改叫蜂糖了。十六国后赵的皇帝叫石勒，有一种叫罗勒的草，就得改名叫兰香。《中州杂俎》说，唐后五代，“朱梁高祖父名城”，所以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就得改称叫州东、州西、州南、州北，韦城、聊城这些地名，也给改成了韦县、聊县。宋仁宗名叫赵祯，音近的蒸饼（馒头），改名叫了炊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还真有人为这事挨了揍。南北朝北齐皇帝高欢，没当皇帝的时候，在东魏做宰相。有天下属辛子炎跟他汇报事情，说了句某某事“取署字”，高欢就急眼了。为啥啊？因为辛子炎有口音，把“署”念成了“树”，高欢他爸爸叫高树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板子。这要搁现在，高等数学怎么念啊？也许得改高数叫神算吧。
有没有不在意避讳的皇帝啊？有，唐太宗。唐太宗叫李世民，他手底下俩大臣李世绩、虞世南都跟他一样，属于“世”字辈儿的，唐太宗可从来没想过让这二位改名。直到唐高宗即位，才想起避讳这事儿来，当时虞世南已经去世也就算了，李世绩改名叫李绩，“世”字儿就没了。
有趣的是，唐太宗不给自己避讳，却还记得为隋朝的皇帝避讳。唐初，魏征等人修《隋书》的时候，因为隋文帝的父亲叫杨忠，所以把该用“忠”的地方，都改成“诚”，比如忠臣改成诚臣，《忠节传》改成《诚节传》。就连唐太宗写诗，都写成：“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都是为杨忠避讳呢。这要到了唐朝以后，还不都得给改回来？

  不过，总的来说，唐朝人对避讳还是看得比较轻的。古书《唐摭言》里，就收录了一封曹州布衣袁参写给宰相姚元崇的信，有一段说：“您要是遭遇不测，被人抓了，老婆孩子也进监狱了，我一定以微薄之身，伏死一剑，以白君冤。”虽然是表忠心吧，但人家还好好的就这么说人家，搁现在是不是也有些别扭呢？

    避讳特别繁琐，是从宋朝开始的。宋朝是个避讳特别多的年代。不仅说话写字避讳，连当官都得避讳。在宋朝被避讳弄得五迷三道的，非赵匡胤的三弟赵廷美莫属。赵廷美最早叫赵匡美，结果他二哥赵匡义当皇帝了，他只好改名叫赵光美，后来三哥赵光义当皇帝了，他就叫赵廷美了。本来按照金匮之盟，赵光义之后该轮到他了，可没想到赵光义要传皇位给儿子，赵匡美政治斗争失败，从秦王、开封府尹的高位上一降再降。有趣就有趣在这个开封府尹上——宋朝后来当上这个市长的人，除非是皇族，都要叫“权知开封府”，也就是暂时代理市长，包括著名的包拯，他也是个代理的。为啥啊？因为正市长皇家的人当过，别人不敢当。倒霉的赵廷美，终于在身后让别人忌讳了一把。这一类的避讳到南宋愈演愈烈，甚至官职犯了三代内的家讳都得辞职。比如有个张嗣古，曾经要升任起居郎——也不知道这仨字儿哪个犯了祖上的名讳了，他必须得请辞。这朝廷也真有意思，一看出了这事儿，干脆把官名给改了，改成“侍立修注官”了。

    名字中不许用“天”字，也是从宋朝开始的。宋徽宗正和年间，给事中赵野上书说：“凡世俗以君、王、圣三字为名的，已经下令去掉改变了。但还有用天字当名字的，我觉得也该禁止。”这个建议被宋徽宗采纳了，从此人们的名字里，这几个字就消失了。到了明朝正统年间，这事就更过分，内阁的授意，考进士的，试卷里出现“天”字也不行。那“天”叫什么啊？改叫“霄”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更为神奇的是，在宋朝，连“太行山”都成了忌讳。为啥啊？古文太与大相通，“太行”就是“大行”，“大行”就是——皇帝挂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文人崔公度写给宋真宗的《太行山赋》，就改成了《感山赋》。后来，一系列的朝代，似乎都在避讳太行山。

    到了元朝，必须避讳的字就更多了。清朝有一本《在园杂志》讲，元朝写贺表，一共有一百六十七个忌讳字。这本书还把这些字列出来，有些的确是莫名其妙，比如：梦、幻、蒙、追、古……也不知道这是哪位的主意，这文章还怎么写啊？

    忌讳有好几种原因，除了尊重、恐惧以外，还有一种是因为讨厌。明朝《万历野获编》说，南宋最讨厌的当然是金朝，所以南宋皇帝后妃留下来的墨书中，“金”一律变成了“今”。到了明初呢，当然不喜欢元朝了，所以民间的很多贸易文书中，吴元年、洪武元年这些时间概念，都变成了吴原年、洪武原年。这倒没有行政命令，完全是大家自发自愿的一种行为。

    关于百姓中的忌讳，还有很好玩的事情。清朝学者俞樾小时候写过一首诗：君子虽争没世名，留芳遗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莫使人更冯玉瑛。
曹蜍和李志两位，都是晋朝的书法家，不过运气不好，和王羲之生在了同一年代，没什么大名气，但毕竟算是留名历史了，可这冯玉瑛又是谁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明末大名鼎鼎的奸臣马士英。这位马士英还是很有才的，善画山水，留下许多作品。只是人品太不好，后人极其厌恶他，忌讳提到他的名字，干脆，就给他画上的署名添了几笔，马士英就变成冯玉瑛了。

    混到这个份儿上，真是很惨吧？偏偏总有人不接受教训。今天避讳这个，明天避讳那个，威风得不行。其实总结下规律就明白了，越是脆弱的时代，避讳才越多。喜欢删删改改的诸位，别在今后某一天，让大伙给避讳了，那是历史笑柄。